加拿大铝厂与冰岛能源公司签供电协议

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产品主要为工业制成品，包括机电产品、纺织品、家具玩具和化工产品等。

目前，新冠疫情在国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在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蔓延态势。3) 外资倾向于买入所在地区的核心资产，突显价值投资的本质。

在疫情全球扩散后由于避险原因出现升值。2019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为17.4%，从这个角度估算可以得出，三种情境下出口增速下滑将拖累我国GDP增速下降1.0（乐观）、1.9（中性）或3.0（悲观）个百分点。1月23日起我国共31个省市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欧盟内部人员往来密切，受意大利疫情影响的可能性非常高。2、对全球债券市场的影响 （1）疫情带来的宽松政策和避险情绪使得国债收益率在全球范围内大幅下降。

（2）采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要注意刺激力度适当、结构合理。由于疫情初期检测范围较小，美国公布的病例较少，实际上存在较高的社区传染风险。开放倒逼的新形势要求产权交易市场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由中立性机构来组织、协调和管理产权市场交易活动。

只有这样，才能在开放倒逼的情况下，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公平竞争的要求。目前有的产权界定清楚，如国有资产产权，包括四个板块中的三个——经营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产存量产权界定比较清楚。今天，创新与完善产权制度应该从广领域角度把握产权内涵，既包括经济物品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又包括知识产权、技术产权、管理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等各种人的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与这种世界大势相适应，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此后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继续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行再探讨，把共同经济基础论进一步夯实。第二次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域性的倒逼改革。

我们的改革仍在进行时，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能用定型论来妨碍甚至消解解放思想。从大历史观之，再过几十年，中国将迎来第三个百年，即改革开放100周年。但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以公平为核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命题是很好的。笔者曾于2010年在《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中提出共同经济基础论，并用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概括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2019年末，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的客观情况，已经显露这种苗头。我之所以十年来执着地探讨共同经济基础论，意在纠正国内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问题。第三，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放宽市场准入、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相应地，不能夜郎自大地认为中国的制度已经定型了，甚至认为已经终结了，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书名一样，这更是战略误判。

在开放倒逼的大格局下，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应如何进行要素市场化配置？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从人类共同价值的战略高度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其中，第一要义广领域，广到天（环境产权）、广到地（资源产权）、广到天地之间的人（各种人自身的产权）。

下一步，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的精神，进一步放宽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市场准入，消除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扩大投资，当然，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习近平同志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目前公布的还是一个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并非制度、条例等法规性文件，甚至还不是指导性意见。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东北地区问题更加突出罢了。中国改革动力的结构性转变 笔者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内源性改革，二是外源性改革。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说始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实际上农村改革启动得更早一些。目前产权配置不到位现象严重，具体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国有资产产权布局和结构有不合理之处。在此背景下，外源性改革与内源性改革将双线推进，门外面开放和门里面改革将呈现比翼齐飞之势。

传统的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这些领域主要由国有资本控制，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占比很小。201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应《群言》杂志之约，笔者就九问民营经济作九答，引起较大反响。

这就需要切实提高市场分配资源的指数。这就势必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

要深入研究这七类要素如何进行市场化配置。2018年2月，我主笔出版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以马克思的玫瑰花与紫罗兰都是香花作喻，坚持二者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然而，市场决定论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有人甚至提出了与此相悖的政府驾驭论，即主张政府驾驭市场。未来十年，我们迫切需要排除干扰，把市场决定论落到实处。而这种模式是被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否定了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改革需要有新突破、新思维。此外，还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

在马克思提出劳动、资本、土地三大要素说的100多年之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七大要素说，即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要素。我们要看到，随着中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不可避免地将带来诸多重大的制度性变革。

这场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组织的，这表明中国改革有极其强大的内部动力源，我把这种改革称为内源性改革。第二，广义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健全，包括健全产权制度的四根支柱，尤其是在产权保护制度中强调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根据对有关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市场化的短板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包括三个分项指标：一是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二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三是政府的规模扩大指数。既然产权是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重点，那么首先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产权的内涵。就中国来说，以2019年4月中共中央鲜明提出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为标志，中国改革实际已经进入外源性改革与内源性改革相结合的新阶段。目前参与产权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国内现行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产权交易市场的体制是不适宜的，很容易在国际上被贴上国家资本管制的标签。

因此，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二是国有资产产权配置效率低下，有一些僵尸企业尚未清除。

这是对当今世界格局作出的重大和深远的战略判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以为，由于既得利益势力对改革的干扰以及意识形态和历史包袱的影响，内生性动力有某种减弱的趋势。

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第二，从实践上说，更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例、政策、规划、法治等一系列配套举措。